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曹媛 深圳报道
金融业“五篇大文章”之一的普惠金融，继续在深圳加速落地。近期，国有银行深圳分行普惠贷款规模纷纷破2000亿。
今年9月底，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宣布普惠金融贷款突破2000亿元，累计服务普惠客户数超10万户。
今年8月，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也官宣普惠贷款余额破2000亿元。
早在2020年，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率先突破2000亿元，目前该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已突破35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银行也是其系统内首家达成此成就的城市分行，深圳建行更是全国首家小微企业贷款超3500亿的银行分行。
此外，在国有大行深圳市分行中，今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普惠贷款余额突破千亿元，，普惠小微有贷客户数超过4万户，增长迅速。
除头部银行表现突出外，从深圳金融业整体来看，深圳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接近2万亿元，连续数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为何还是深圳分行
一方面，深圳普惠金融市场需求广阔。
目前，深圳是中小微企业最活跃、创业密度最大的城市。截至2024年，深圳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25家；截至2025年5月，深圳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为2.1万家。
因缺抵押、缺担保、缺信息等经营特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是一项难题。同时，在较高市场基数下，叠加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偏弱等因素，部分金融机构内生动力不足、外部激励约束作用发挥不充分，“不敢贷”“不愿贷”等问题仍存。
为此，深圳建立起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设立市区两级工作专班，常态化开展工作调度、会商，同时启动“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同时深圳推广“无还本续贷”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今年3月末，深圳银行业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额4108.32亿元，同比增长15.80%。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高度重视和监管政策的不断加强，普惠金融相关指标是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硬约束”。
继2015年原银监会提出“三个不低于”、2018年原银保监会提出“两增两控”，2020年，普惠金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鼓励加大小微信贷投放；今年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力争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商业银行纷纷将普惠金融放至战略优先地位，并组建起普惠金融事业部/工作专班/专营部门等，将内部资源向普惠业务倾斜。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周特立在今年深圳金融监管局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行成立了分支行两级工作专班，分行专班以一把手为组长，并建立了目标明确、责任到人的推进机制，部署全行统一行动；18家支行专班实现了对11个区级专班的对接全覆盖。
普惠贷款余额破千亿时，工行深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董建军曾说，“工行深圳市分行贷款余额突破8600亿元用了40年时间，而普惠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仅仅用了4年，足见普惠金融业务在该行的战略优先地位。”而该行普惠贷款余额从一千亿到破两千亿仅用了约两年。
深圳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在2018年、2020年、2023年完成“三级跳”——分别突破1000亿、2000亿、3000亿元、3500亿元，2024年突破3500亿元。
“善用”金融科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各国有银行深圳市分行的普惠金融产品/业务发现，其着力点都在于利用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将普惠业务流程数字化，将普惠业务提质增效。
首先，金融科技能有效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以机器替代人工、线上代替线下，能大幅提高客户经理的劳动生产率。
曾任腾讯金融云副总经理的王丰辉曾告诉记者，“此前最熟练的银行客户经理完成一家企业的尽调报告需要一周时间，而使用其金融尽调助手可以一键生成，时间缩短到一个小时，效率提升了90%以上。”
其次，金融科技通过量化模型、大数据库等，可以精算量化风险，将金融交易中的可控风险降低。
如记者从多位中行深圳市分行客户经理了解到，基于AI等技术推出的“中银企易达”和“中银科创夸腾系统”，已成为他们进行企业画像筛选、贷前营销、授信发起、贷中审批、贷后管理的一线展业工具。
“企易达系统能帮我们快速‘找到企业’，我能清楚地看到方圆数公里之内的潜在客户信息，及其是否符合贷款标准、预估授信额度等，不需要我挨个‘扫楼’；夸腾系统能帮我们‘看懂企业’，通过综合评分方式，从科创企业的人才队伍、科技资质、知识产权等维度对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量化评价。”上述客户经理提到。
此外，金融科技能帮助简化金融机构服务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如深圳工行能实现抵押业务全流程一站式线上办理，单笔业务时长压缩至8小时内，全年为基层客户经理人均节省工作日41天。
而普惠金融的客户群庞大，业务相对复杂，面临着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等，而风控是银行的生命线，需依托金融科技、大数据等建立新的风控模式。
据深圳建行介绍，该行根据小微企业的特征，利用大数据加强客户选择，精准进行客户画像，利用工商、税务、法院、国土、民政等信息平台多渠道进行信息交叉验证，有效防范欺诈风险；同时，运用行内外大数据，构建预警模型，打造专门的预警工具，定期监测存量客户的异常经营情况等情况，对其中发现的风险状况进行提前预警和跟踪等。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表面上看是三个问题，究其核心痛点在于“缺信息、缺信用”。深圳建行资深副经理游德忠认为，传统信贷模式下，银行授信重报表、重流水、重抵押，与小微企业缺信息、缺信用、缺资产的特征有着天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陷入“难”的困境。
“破解之道既需要信贷思维的深刻转变，更需要技术手段的升级加持。”他说。
“聚焦”场景普惠
普惠金融业务中，“深耕”场景金融、产品场景化，也是深圳银行业的特点之一。今年以来，深圳以“园区贷”业务为切入口，推动金融服务精准对接小微企业。
在深圳，产业园区是多数小微企业的载体，也是小微企业最密集的地方。有市场机构统计，深圳园区数量居全国首位，达4423个，上海次之，园区数量为3428个。
园区，已成为深圳银行业普惠金融增量扩面、批量获客的重要场景。这一模式下，监管推动园区成为银行完成贷前风险评级、贷后管理的重要参与方，促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园区贷”产品最鲜明的特点是具有高额度、低利率、无抵押等优势。某大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起初银行直接拜访企业时，常因“企业负责人不便接待”等原因受阻，而园区的介入让沟通更顺畅。
同时，园区还会向银行开放部分企业运营数据，为银行评估企业资质提供参考；加上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进行担保增信，银行、园区管理方、担保公司三方合作，为园区小微企业提供无抵押信贷支持。
“我们的最终想法是拿到所在园区入驻企业的全量名单，结合大数据进行匹配，这样能更精准找到客户并精准匹配需求，但目前还在洽谈阶段，因为很多数据涉及企业隐私，园区和我们还没有完全打通，目前只能拿到企业的入驻园区年限、租金、租赁面积、水电费等活性数据，辅助我们判断企业情况。”她说道。
记者在位于粤海街道的深圳湾科技园区注意到，几乎每隔50米就有一家银行网点。坐落于此的一家中小科创企业创始人告诉记者，通过所在园区牵桥搭线，企业与某国有大行建立起联系，并接触到“园区贷”产品，最后获批一笔两年期、5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企业发展早期银行觉得我们收入没做起来，还处于亏损状态，不愿意放贷。2021-2022年，受大环境影响，投资机构也更趋谨慎，调研流程长且资金到账不确定性大。那段时间，我们只能依赖创始人持续投入，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他说。
2024年，深圳启动“园区贷”试点；今年9月30日，深圳宣布启动“园区贷2.0”，27家银行和60个产业园区作为第二批“园区贷”试点。深圳明确提出，今年将“园区贷”经验复制到外贸、供应链、专业市场等八大场景。
大行持续“下沉”，中小行何以突围？
在银行业同质化竞争激烈环境中，大行业务持续“下沉”，叠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部分地方中小银行经营压力加剧等问题备受关注。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占比达到45.11%，几乎占到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占比为25.86%。
一股份制银行某沿海地区分行行长告诉记者，“目前在银行业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国有大行凭借较低的资金成本、强大的信用背书等优势，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中小银行的客群资源。”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唐晓雪也撰文称，大中小银行在普惠金融领域缺乏错位竞争和优势互补，更多的是为完成监管考核任务采用同质化的业务模式，资源配置效率和个性化普惠金融业务尚待提升。
但一方面，记者调研的几家国有大行深圳分行开展普惠金融的“步子”相对稳健。如在调研中，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对某大行客户经理表示，“另一家股份行给了我们三千万的贷款额度，你们只有一千万，后面能不能给我提提额度，以后都放在你们行合作。”
上述客户经理对记者直言，“我行风控严格，给这家企业的一千万已经是我行根据企业发展给定的最高额度，还是一笔纯信用贷款，后续要看企业经营情况来调整额度，发展规模再大就不能归类到普惠贷款这类了。”
另一方面，中小银行也在采取措施“突围”。如在深圳起家的微众银行，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在2023年破千亿，2024年破两千亿元，“微众采用各类数字化技术，在数字化风控、数字化营销获客，以及数字化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降低成本，最终实现了商业可持续，确保风险和成本的可控。”微众银行科技金融部副总经理袁伟佳曾透露。
再如，深圳本土银行深圳农商行，通过设专营部门、建长效机制、数字化转型、网点深入园区等措施开展普惠业务，截至今年6月末，小微贷款余额超1900亿元，占全部贷款比重超50%。
“构建分层有序、差异化竞争、优势互补的银行普惠金融体系。”唐晓雪建议，需要引导不同类型银行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开展差异化普惠金融服务，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
鼓励大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风险管理、综合化服务等方面加强合作。地方法人银行要强化支农支小、服务当地的定位，充分发挥”地缘”“人缘”优势，在深耕当地客户、有效防控风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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